[摘要]史学的发达和在整个学术体系中地位的突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盛唐时期国力强盛，文治武功显赫一时。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也可圈可点，无论是史学理论创新、官修史书的编撰，还是前代史学研究，乃至地理书、姓谱之学、行政法典及目录的编纂方面，都成绩斐然，影响深远。
[关键词]盛唐；史学；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3-0087-07
“史学在中国，一向成为一支盛大光昌的学问，中国人一向看重史学，可谓仅次于经学。”[1]（p.12）唐初所撰《隋书·经籍志》反映出的史学体系的建立，以及刘知几对史学的总结和指引，使史学解决了理论问题和学科困境，政府对史学的重视，又使史学获得了发展的极好机遇。“盛唐史学发展迅速，史馆运作有序，正史被大规模地续作，实录体史书空前发展，典章制度体创立。”[2]（pp.162-163）“以史为鉴”的指导思想影响深远，吴兢修撰《贞观政要》保持了初唐以来史学鉴戒传统。大臣中颇有史学之才，如张说、张九龄等宰相都直接参与了盛唐礼典和史典的编撰，保障了史学撰著的高质量和高水平。
一、史学理论研究——刘知几与《史通》
唐代史学家多为政府官员，史学撰著中亦多有“鉴戒”思想。牛致功先生指出：“唐代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史学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为统治者提供巩固其政治地位的借鉴，因而被称为鉴戒史学。”[3]（p.123）“史学家的政治观点通过所修史书反映出政治上的需要。史学思想与其政治观点一致，正是鉴戒史学的鲜明特点。”[4]（p.28）魏征在《隋书》史论中，明确提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的论点，启发人们从历史的比较中去判断是非，决定去取。另外，史家提出史书要“经世致用”的思想，即史学必须要有益于国事，就是要发挥史学的实际教化作用。
盛唐史学理论研究方面产生了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对前代史学系统总结的史评专著《史通》。刘知几20岁中进士，对历史、杂记、小说广泛学习，遇各种“异说”，“莫不赜彼泉薮，寻其枝叶，原始要终，备知之矣”[5]（p.170）。中宗景龙二年（708年）专知史事，升为秘书少监。当时宰相韦巨源等监修国史，因长官多，意见不一，刘知几要求罢去史职，退而编写《史通》。景龙四年（710年）二月，撰成《史通》20卷。“晁氏曰：知几长安、神龙间三为史官，颇不得志。乃以前代书史，序其体法、因习废置、掇其得失、述所曲直，分内、外篇，著为评议，备载史策之要。当时徐坚深重之，云：‘居史职者，宜置坐右。’玄宗朝，诏其家录进，上读而善之。”[6]（p.658）
（刘知几）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有论著，必居其职。预修《三教珠英》、《文馆词林》、《姓族系录》，论《孝经》非郑玄注、《老子》无河上公注，修《唐书实录》，皆行于代，有集三十卷。后数年，玄宗敕河南府就家写《史通》以进，读而善之，追赠汲郡太守[7]（pp.3173-3174）。
《史通》20卷，包括“内篇”10卷，“外篇”10卷。内篇对历代史籍做了全面总结，外篇多为读史心得的记录，并对历代史官建置及史书编撰情况进行了论述。其中多有作者独到见解，最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要与权贵把持史学的不公正现象抗争，追求史学创作的独立与著述自由。“从整体上看，《史通》确实是经过“区分类聚、编而次之”的一部结构完整的史学论著。”[8]（pp.170-171）《史通序录》云：“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 [5]（p.5）据此可知，刘知几定书名为《史通》是要为史学的发展确立一个不变的法典。
二、 前代史研究
盛唐时期，除了编修正史、国史实录之外，对前代史的研究也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受经学注疏学的影响，史学亦如经学般出现了对以往那些重要史书的完整的注。最著名的是有关《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注。王元感、徐坚、刘伯庄等都曾为《史记》作注，其中司马贞的《索隐》、张守节的《正义》，影响最为深远。《汉书》则有颜师古的注，《后汉书》有章怀太子李贤的注。
1.《史记》研究
《史记》传抄流行到唐代，产生了许多传本，史学鉴戒思潮的推动，促进了史书编纂的繁荣和史学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使《史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出现了《史记》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史记》注疏加上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即所谓《史记》“三家注”。这三家注释各有所长，相得益彰。大体说来，《集解》以征引广博为胜，《索隐》以探幽发微为长，《正义》以详释地理著称。
（1）司马贞与《史记索隐》
司马贞少从崇文馆学士张嘉会学《史记》。开元初，任国子博士。后出为润州别驾，终弘文馆学士。《史记》在流传过程中有残缺，汉褚少孙等补缀数篇。司马贞病褚氏之舛驳，伤裴骃《史记集解》音义之散佚，惜诸儒多疏漏，故因《集解》而撰此书。依《经典释文》之例，唯标所注字句。末二卷为述赞130篇，又补《史记》条例，终以《三皇本纪》，并自注之。
《史记索隐》成书之后，世号“小司马史记”[6]（p.663）。贺次君曰：“然司马贞之为《索隐》，繁征博引，包罗万有，于《史》文深奥难解之处，多所发明，虽或义有未安，亦不失为《史记》功臣。”[9]（p.49）司马贞《史记索隐》全面发挥唐代义疏之学的特点，广泛征引典籍，据学者考证，其引书多达420余种。不仅注音，而且释义，兼采众说，但他又不局限于集数人观点于一体，而是“悍于立言”，好辩驳重辩证，并多有辩正司马迁之失误者。
（2）张守节《史记正义》
张守节在对《史记》、《汉书》悉心钻研的基础上，斟酌各家之说，注音释义的同时，广征博引，特别是对地理方面的考证尤为尽心。《史记正义》30卷后附《论史例》，对《史记》的五体体例作了分析，《论注例》对裴骃《史记集解》采用各家之说的取舍标准作了说明，《论字例》则对《史记》古字本与当时流行本在用字方面的差异作了总结；《论音例》中主要讲反切注音和多音字的问题，提到《史记》在采用《尚书》等儒家经典时，对其中的文字进行了改动，变成当时通行的语言，刘伯庄在注音时，仍按照儒家经书中原来的文字注音，他认为这种做法不妥，而称赞《史记》“变《尚书》文者，义理特美，或训意改其古涩”，故他在《正义》中，“随文音之。君子宜详其理，庶明太史公之达学也。”根据《史记》的实际用字情况进行注音是一种进步。《正义》在对《史记》的注音释义、考证古事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与《索隐》相比，《正义》更侧重于对音义、名物制度、地理等方面的考证和阐释，而对《史记》思想及内容方面意义的阐发较少。总体上是一部训诂、考证兼长的《史记》注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史记）其书自唐以来，传本无大异同，惟唐开元二十三年敕升《史记·老子列传》于《伯夷列传》上”。“《史记正义》刊行于唐开元二十四年，即以老子为列传之首。而《索隐》单行本则是以《伯夷列传》居首”[10]（p.169）。